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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数一数二,只怕韦宝现在的家产已经超过咱们吴家了!只要他能拿稳辽南,到时候,整个辽西辽东的世家大户合在一起,也赶不上韦宝的十分之一!”韦宝说的有些夸张,但是韦宝真的拿稳了辽南,的确可以在整个大明排的上号!
“好了好了,三凤已经知道韦宝现在厉害,不会再和韦宝吵架了,去吧。”吴祖氏笑呵呵道。
虽然吴祖氏那日接待韦宝,表面上对韦宝不咸不淡,虽然很客气,却并是真的很热情。
但吴祖氏心里是认可了韦宝的,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不无道理。
只有老丈人才会对女婿防备心重,不停的挑刺,似乎女婿抢走了他啥宝贝,尤其是疼爱女儿的老丈人,与女婿关系处不好,很正常。
吴祖氏本来就算清楚了这笔账,招韦宝做女婿,比找祖可法,划算不知道多少倍,再听闻韦宝办事如此大气,着,大声道:“这酒我喝了,不过我说好,这个蓟辽商会的会长,可不是我要做的,是你们硬要我做的啊!而且,我以前连商会这俩字都没有听过。别人晋商、徽商、苏商、赣商和浙商,都是叫商帮吧?”
原来,众人都在起哄让吴三辅这个商会会长讲话呢。
韦宝笑着解释道:“商会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一般是商人依法组建的、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工商业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法人。商会法律特征有互益性、民间性、自律性、法人性。商会是商人身份确立的过程,也是商人组织有序化的过程。商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一种典型的商会是行业协会,是由同一行业的企业法人、相关的事业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自愿组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团体。其宗旨是加强同行业企业间的联系,沟通本行业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协调同行业利益,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发展。另一种商会是地域性的,通常由某地区企业公司、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热心公益的公民所自愿组成的组织。晋商、徽商、苏商、赣商和浙商他们是以地域而来的称呼,有很大的局限性!咱们蓟辽商会,未来旗下还要创办粮食总会,布业总会,烟酒总会这些行业商会的,比他们起身来,他们的身份地位和杨麒,和吴襄差的太远,都毕恭毕敬的。
众人纷纷向杨麒和吴襄问候,孙九叔则知趣的退了出去,到门口让伙计好好侍候。
今天山海楼的伙计根本不够用!山海楼正宗的伙计都只能伺候一些重要的桌子,并且负责上菜这些。普通的客人,都由他们自己的家丁和随从负责充当伙计了。
在雅间厅内,吴雪霞坐在大桌的旁边,是一张小圆桌,不过,隔着个屏风。
大明女人再尊贵,这种正式场合也不可能与男人同桌。
吴雪霞见爹爹和大哥来了,也急忙起身出来相见。
“大家不必拘礼,我临时得到的消息,过来转一转就走了,都不必拘礼。”吴襄虽然有好些疑问,却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杨麒也笑道:“我也是啊,韦公子的人刚刚才通知我府里,我都要准备吃饭了,想想还是天地商号的酒菜好,便过来了。”
杨麒平时板着脸,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但是在私下里,还是很能跟‘群众打成一片’的。
杨麒的话,引得在场诸位达官贵人一阵轰笑,气氛也轻松了不少,早有人将二人请在上首坐了。
然后吴三凤和杨弘毅依次入座,吴三辅坐在吴三凤下手,韦宝坐在吴三辅下手。
今天因为是韦宝请客,韦宝是东主,否则就算韦宝此时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但是资历摆着,他要坐,也没有办法这么挨着吴襄和杨麒入座的。
“韦宝啊,你这个蓟辽商会是怎么回事啊?让三辅当什么会长,是你的主意吧?他不成的,他都没有做过生意,怎么当得什么会长啊?”吴襄一入座,便开门见山道。主要因为怕引起杨麒的误会,等下以为他和韦宝串通好了啥的。
韦宝急忙又笑着解释了一番商会的作用:“吴大人,在我看来,咱们蓟辽,辽西辽东,早就应该弄个商会。这样大家好形成合力,也方便市面稳定嘛。至于商会会长这个位置本来越是德高望重的人,比如吴大人正合适,但因为是我们山海书院的几个同窗先搞起来的,大家都公推三辅大哥,所以暂时先由三辅大哥担着,若是吴大人有什么不同见解,可以再另外选嘛。”
吴襄一听是这么回事,嗯了一声,暗忖韦宝的花花肠子可真多:“他不成的,三辅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算账都不会,打算盘都不会,做什么会长?”
韦宝摇头道:“吴大人这个看法,我不敢苟同,没有做过生意,可以学,生意本身也不是什么多难的事儿。关城边上每天那些卖菜卖粮食,卖柴火的,不都是生意人吗?三辅大哥身为秀才,饱读诗书,还能比他们差么?另外同窗们都公推三辅大哥,说明三辅大哥他威望高,人缘好,这是最重要的。商会主要是个联络的作用,净化商场的风气,会长本人有声望,有人缘便可,并不需要多会做生意嘛。”
听韦宝这么说,众人无不点头附和,虽然韦宝的话是在反对吴襄,但是吴襄是在反对儿子当会长,谁知道吴襄是真心还是假意?自己总不好大力称赞就该自己儿子当会长的吧?
“小宝啊,我说了不成的,爹,我真没有想当这个会长。”吴三辅立马接茬道。
吴襄没有理会吴三辅,而是看向韦宝:“你们这个商会,还能怎么净化商场?”
“这简单啊,方方面面都可以净化,比方说,现在市面上的一些不正当行为,在我看来,赌,就是首当其冲的大害!赌博害死人呀!”韦宝笑道。
众人闻言,都暗忖,要不是赌博成风,你上哪儿赢来这么多家当?还不都是你趁着考秀才和与吴三桂比武的时候赢来的吗?
韦宝说赌是大害,还真不是瞎说。
在韦宝看来,明朝的灭亡,实在是无比突然。万历晚期史料里的明王朝,还满是丰富多彩的城乡生活,红红火火的商品经济。
套明末清初遗民陆应旸的话说,那简直让人“好不感叹思慕”。慕名而来的外国传教士们,也是上岸就看花了眼,利玛窦等外国学者们,台,这赌法自然火热,江南地区从士绅到商旅,都是纷纷着迷。几个牌面打完,成千上万的钱财,也就哗哗赌出去。
北京南京杭州等大城市,赌风更是风靡各阶层。五杂俎记载,北京城每年以赌博为业的乞丐,最少也有五六千人。
就连理论上“双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也纷纷扔下圣贤书开赌,留青日札记载的晚明杭州赌坊诈骗案,几乎把府学所有的秀才都牵涉进去。
以顾炎武的日知录里的痛斥:晚明江南的进士,登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聚众赌博,甚至还有“以不工赌博为耻”的奇葩风气——当官不会赌博?出门没脸见人。
发展到后来,很多明代高官们,退休后也专开赌场,一边赚钱一边“发展人脉”,同样是日知录记载,诸如跑官买官等蝇营狗苟,当时都是赌一把的事。
明朝的腐化速度,可以参考赌博泛滥的程度。
越演越烈的赌博风,就似一个急速下坠的铁球,牵着晚明的社会风气,年年急速下坠。
韦宝讲了一番赌的坏处之后,也没有人反对,韦宝又接着说:“欺诈,不实诚,做生意不规矩,短斤少两,欺骗,这些也是我们蓟辽商人一定要杜绝的,一定要形成过硬的风气,有过硬的信誉才成!为什么晋商的票庄能那么红火?他们不就是靠这个在各地拓展生意的吗?咱们蓟辽商人只要齐心协力,破除这些歪风邪气,咱们也可以有良好的声誉,形成更大的组织!”
明朝农贸市场上,卖牲口的为了给牲口增加体重,上市时拼命给牲口喝水。特别是卖鸡时,更是简单粗暴,直接给鸡灌砂子——就为多卖几个钱。
明朝假冒伪劣货物充斥的城市,就是南京北京还有苏州。别说是日常各种百货用品,都是残次品充斥,就连这些城市里卖杨梅的,都是把生涩的杨梅,直接拿大棕刷用墨刷成紫黑色,竟就大模大样的当熟杨梅卖。吃下去会有什么中毒后果?那就没人管喽。
发展到万历年间时,明朝的“假冒伪劣”风气是越演越烈。当时的天下水陆路程等图书里专门有提醒:做生意的从常州到浙江,这一路都要谨防骗子。到处是“接客之徒诓诱”,稍不留神就要被坑。苏州阊门商业区上,琳琅满目的各种货物,更要“不识休买”——简直假货扎堆。
钱庄诞生于江南,票号创办于山西,据韦宝的了解,钱庄的历史应该是早于票号的,而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服务范围上。
钱庄好象只能完成当地的存款取款,也就是说在本地存进去的钱不能在外地支取,而票号却更接近于现代的银行,能实现异地存取的功能,是网络化的金融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当时的商人,免除了押银的种种艰难与危险。
正因为此,后人把票号视为中国银行的鼻祖,而不是钱庄。
钱庄是旧中国早期的一种信用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地。
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广州等地的则称为银号,性质与钱庄相同。
另一些地方,如汉口、重庆、成都、徐州等,则钱庄与银行并称。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
规模较大的钱庄,除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
而小钱庄,则仅仅从事兑换业务,俗称“钱店“。
在清末,当时因银两和银元并用,其间必须有个折合率。但计算非常繁复,而且折合率也上下浮动,犹如外汇涨跌一般。
清末,银行逐渐兴起,替代了钱庄。解放后,钱庄多数停业。上海未停业的银行则与私营银行,信托公司一起,实行公私合营,组成公司合营银行。
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号或汇兑庄。
明末清初的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
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
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票号多为合伙组织,也有独资经营。每号创始资本自数万两至二三十万两不等。其后,由盈利转化有护本、倍本等名目,实有资本不断扩大。票号资本存储于总号,总号一般设于原籍,因而山西票号又因总号所在地不同而分为平遥、祁县、太谷三帮。
在各大城市设立分号,不另拨给资本。总、分号间可直接通汇或调度资金。三年或四年结帐一次,盈利按股分配。按资本分配的称银股;另有人股,俗称顶身股,用以奖励高级职员之用,根据其职位高低和年资定其分配份额。
山西票号经营的业务首先是汇兑,活动范围遍及全国。营业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最盛时山西有总号三十余家,全国各省区设分号四百余所。
当时票号信誉卓著,且内部组织严密,能严守秘密,虽存款利息较低,贵族、官僚也乐意将私蓄寄存。放款对象除官吏外,主要是钱庄、典当和富商,不与一般商人发生借贷关系。
此外还替人代捐官衔爵位和垫款谋缺,从中获利。其收入主要来源,原是汇水和银两平色的换算盈余;后来,存放款利率上的差额和代办捐官、谋缺等活动也成为重要利源。
这些属性,放在明末,虽然没有清末那么突出,因为明末还没有外来资本的强势介入,但是大规模的票号和钱庄,还是有需求的!
韦宝并不是要牵头,带着蓟辽商人搞票号,搞钱庄,这个很难带动,等下人家还以为他又有啥阴谋诡计。
而且,要带动也是吴襄这种人,才有可能带动,必须得有实力,有声望的世家大户,占有绝大部分的资本,挑大梁才成。
韦宝若要做,只能自己一个人慢慢来。
事实上,韦宝现在已经自己辖内搞起银行来了,等于一下子,把钱庄,票号,银号,这些时代都超过去了!
“除了赌和不正当的交易,欺诈方式的做生意,还有个市场环境,这也是我们商人,商会自己要改变的事情。”韦宝见没人说话,又接着道。
明末另一个亮眼辉煌,就是近乎巨型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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