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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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需投琼，有侥幸因素；塞不投琼，全赖智力取胜。唐以后，象棋亦称象戏，象棋的内涵不再是博塞，而是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总称。

    “象棋”一名的来源，一般认为是因“棋中有象”（刻作动物象的棋子）或有“象牙雕刻的象棋子”而得名。但若仔细推敲，两说均不能成立。

    “棋中有象”而得名说，最早起于宋人晁补之的《广象戏格·序》：“象戏，兵戏也。黄帝之战驱猛兽以为阵；象，兽之雄也，故戏兵以象戏名之。”现代棋史专家孟心史先生力主此说：“古所谓象棋，本以象形得名，欧洲象形之象棋（指国际象棋），正与古合。”英国人威廉·琼斯更以此说作为象棋印度起源论的证据，他认为：中西象棋大体相同，应有共同的来源。中国古代不产象，印度则是产象国，中国既名象棋，且棋中有象，这是印度传入的证据。且不讲“中国古代不产象”是无知妄断，倘确因象而得名，象棋中就应有动物象的棋子，但事实上自战国出现象棋一名以迄唐代以前，我国象棋中并无象形的动物象棋子存在。国际象棋的前身——蒙古象棋也无象的棋子。印度虽出土了象形的立体象棋子，但其时代不会早于公元８世纪，实于“象棋”得名无关。因此，棋中有象而得名说，不过是毫无根据的臆测，更不能作为象棋印度起源论的证据。

    象棋因有“象牙雕刻的棋子”而得名说，是现代国内外普遍的看法，《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象棋》云：“那时（战国时）的象棋，意指象牙制的六博棋。”这种看法，源于中国学者最近的研究成果。如李松福说：“所谓象棋，《六臣文选·招魂》解释说，‘象牙子妙且好也。’即用象牙雕刻的象棋子，这就是象棋的由来。”这种以棋子的材料来推断象棋名称起源的说法恐怕难以成立，因为目前考古发现的六博棋子，大都不是象牙制的，而是木、陶、石质的。如河南灵宝张家湾东汉墓就出土了釉陶质的六博局和子。《山海经·中山经》：“休舆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台之棋。五色而文，其状如鹑卵。”郭璞注：“棋谓博棋也。”东晋李秀《四维赋》：“四维戏者（博塞的一种），……画纸为局，截木为棋。”这些记载可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所以，古代“棋”字，因“其”得声，意符则分别从木作“ｑí＠”，从土（陶）作“基”，从石作“ｑí＠”。也说明古代棋子是用木、陶、石做的。以“象牙棋”来说明象棋的得名，完全是望文生义，不符合事实。如仅以质料而论，象牙质的称象棋，木、陶、石质的当然也可称作“木棋”、“陶棋”、“石棋”了。显然这样推理是荒谬的。

    象棋的得名与起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弄清其一，另一个也就迎刃而解。目前，考古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博塞象棋局、子实物资料。最早的是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的六博棋局；继有山东武梁祠西汉石刻上的六博局；广西西林县西汉墓出土塞戏棋局；河南灵宝张家湾东汉墓出土的釉陶六博局、子和对弈俑。最大量的博塞局是汉代铜镜上流行的“规矩纹”图案，它与所见六博局极为相似，已有人把其改称为“六博纹”镜。以上六博局的共同特征为：在矩形图案中，有四仲、四维、四隅，中间小方形可方可圆，可有可无。但四仲、四维、四隅是局中主体。六博局的含义历来不得其解，笔者从西汉“六壬式”星占盘上找到了破译的钥匙。

    六壬式盘是１９７７年安徽阜阳西汉墓（前１７３年）出土的一件天文占盘。该盘分作天盘、地盘两部分，天盘圆形较小，周边刻二十八宿，中间刻北斗，斗柄指着十二个月所当的不同宿位。此即古历法中的“斗建”。地盘外方内圆，圆径刚好可嵌入天盘以旋转，内圈刻有十天干、子午卯酉四仲、天地人鬼四隅，中圈外圈刻十二辰、分作四方的二十八宿和阴阳交界的四维。如果把六壬式盘的文字部分全部去掉，仅保留其中四仲、四维、四隅的矩形线段部分，它则成了一个地道的博塞象棋盘。很明显，博塞象棋脱胎于这种式盘，是它的简单化和缩影。认识了这一点，对博塞象棋的得名、含义及其设计思想都不难了解。

    六壬式盘把天上的星宿运转、地上的四季变化及人与这种时空的关系都集于一盘，并有机的联系起来，本身是对古代人所认识的宇宙模式的模仿，这种宇宙模式首先发端于《周易》的整体思维方式和太极式的宇宙框架理论。《易传》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盈天地之间唯万物”。这种整体宇宙观认为，天地人三才是一个整体，所谓“万物统体—太极”即指此。“《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整体内的各部分的联系不是机械的，而是“生生之谓易”的有机联系。式盘上的宇宙模式，正是这种太极式整体宇宙观的展开。因此，作为式盘缩影的六博象棋的设计思想，首先吸收了《周易》的整体宇宙理论。

    象棋的得名与《周易》的唯象思维方式及其象数理论密不可分。这一点可以从汉人边韶《塞赋》对于博塞象棋的描述中得到证明：可以代博弈老曰塞，……故书其较略，举其指归，以明博弈无以尚也。……本其规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时之则也；棋有十二，吕律极也；人操其半，六爻列也；赤白黑者，分阴阳也；乍存乍亡，象日月也；行必正直，合中道也；趣隅方折，礼之容也；迭往迭来，刚柔通也；周而复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顺也。然塞之为义，盛矣！大矣！广矣！博矣！质象于天，阴阳在焉；取法于地，刚柔分焉；施于人伦，仁义载焉；考之古今，王霸备焉；览其成败，为法式焉。

    这段话简直不是在解释“塞之为义”，而是在解释《周易》的象数。西汉易学以“卦气说”为主的象数概念和理论，在这里几乎被包揽无余。从棋局上讲，它制作象式；四道交正，象征四时的更替；局平以正，象征着坤卦（即地）的德性——和顺地承载着万物。从棋子上讲，子有十二，象征着源于易数的十二律数；两人弈棋，人各六子，象征着卦的六爻；子分黑白，象征着《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从着法上讲，子的获得和丢失，象征着日月的推移；行子必正而直，象征着《周易》的“贞、正”“时中”观念；到了角上要方折转弯，象征着礼制的宽容大度；行棋的迭往迭来，象征着六爻的刚柔上下往来；行棋的周而复始，象征着乾卦的性质——宇宙永远运动不息的刚健性质。总之，《周易》的“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仁曰义”的思想，在博塞象棋之“象”中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唯象思维是《周易》独特的思维方式，八卦、六十四卦中涵盖了天地万物的各种物象、实象、虚象，《周易》正是通过取象比类、触类旁通的思想方法，去把握和认识客观事物的。博塞象棋在思想方法上采取了唯象思维方式，在局、子的设计上取法于《周易》象数，故其中充满了天地运动、日月推移、四季交替、刚柔上下、礼制仁义等各种“象”，正如边韶所总结的，其有“质象于天”“取法天地”的盛大广博之“象”。因此，博塞之所以称为象棋，正是由于式盘和博塞局子中具有“象天法地”之“象”的结果。不仅边韶说棋中有“象”，古代凡与象棋有关的词赋文章全都这样说，如北周王褒《象经序》说：“一曰天文，以观其象；二曰地理，以法其形；三曰阴阳，以顺其本；四曰四时，以正其序。”这些讲的都是象棋之“象”。在棋戏“前冠”以“象”字，是指弈棋犹如“象天则地”一样，自然和社会法则都以唯象思维的方式比拟后被用于棋局、棋子的设计和棋理上，棋中固有的“象天则地”之象，才是把棋戏称作“象棋”的原因所在。

    弄清了象棋得名的原因及其和天文占盘的关系，再参以文献，就可以对博塞象棋的起源有个大致的认识。

    越晚的文献把博塞的起源推的越早，宋以后的文献有系于神农的，有系于黄帝和黄帝吏乌曹的，有系于殷纣王的，有系于周武王的。而式盘和六博象棋之“象”所反映的《周易》整体观及其象数，绝对不会早到周初，所以上述文献均不足据。较可靠的记载有：《孟子·离娄下》“博弈好饮酒”。《庄子·拇》“博塞以游。”《史记·宋微子世家》：“十一年秋（前６８１年），泯公与南宫万猎，因博争行。……遂以局杀泯公于蒙泽。”这些文献可证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前已有了博塞象棋。关于其上限，我们认为不会早于式盘出现年代的上限。如果从天文学史角度来考察式盘中二十八宿和有关历法概念的出现年代，笔者曾根据古距度计算了二十八宿系统建立的年代为公元前年，在这个年代范围内，《易经》及其象数都已出现，和《史记》的记载也大致相符，因此，博塞象棋的始创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７世纪左右。

    国际象棋的起源是一个争论很久又悬而未决的问题。权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作了一个含混不定的结论：“国际象棋是从印度或中国的一种古老棋戏演变而来。”究竟从哪种棋戏演变而来？又是怎样传播的？特别是国际象棋棋子、棋局和着法中反映的是哪种文化思想？并没有人深入探讨过。而后者将是解决其起源的关键所在，因为，棋戏作为一种世俗文化，最能反映特定民族文化的突出特征，正如博塞象棋只能是易学象数文化的产物一样。现代的国际象棋是八八六十四格，其中黑白交错、阴阳各半。可称为八八阴阳棋。棋子有三十二个，每方各二车、二马、二象、一皇帝、一皇后、八个兵共十六子。

    印度的梵文古籍（不晚于距今１０００年）记载了一种四角棋，名为“恰图兰格”。棋盘是６４方格，３２个棋子分别８个一组放置四角，每方８子：兵四，王、象、马、船各一。着法是：兵、马与今国际象棋一样。王直、斜行一格；象斜行两格；船直行无远近。每着棋走前先掷骰子，五点走王、兵；四点走象；三点走马；二点走船。这种棋与国际象棋在局子和着法上均有区别，特别是局中没有阴阳格，无阴阳思维方法。另外，印度还出土有公元８世纪的立体棋子，这是印度起源论的主要证据。

    中国与国际象棋相近的棋戏，至少出现于北周时期。周武帝制有《象经》一书，此书虽佚，但有大臣王褒的《象经序》和庚信的《象戏经赋》存。其中关于棋局有“丹局正直”、“八卦以定其位”、“局取诸乾”、“坤以为舆”的记载，可知其局取法于《周易》乾坤八卦，很可能是８×８的６４方格正方形棋局。又王赋说：“三曰阴阳，以顺其本。”故此局应含有天地阴阳之“象”，即为朱（丹局）白相间的“八八阴阳局”。关于棋子只透露出有马与卒（六甲）。但和其同时的《敦煌棋经》则有“炮棋”、“悬炮”、“车相（象）井阑”的记载，可知象戏已有“八八阴阳局”和车、马、炮、卒等棋子。入唐以后，这种象棋逐渐流传。大诗人白居易（）有“兵冲象戏车”的咏象棋诗；唐相牛僧孺（）制有“宝应象棋”，元僧念常称其“用车马士卒加炮代之为机矣”。大概到了唐末宋初，这种八八阴阳棋已普及于民间，并被用作锦绣装饰图案——琴棋书画锦中的棋图案。

    这种源于《周易》阴阳６４卦的八八阴阳棋局和国际象棋盘完全一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象棋盘。说它是国际象棋的起源，并不为过。但正如前述，我们必须解决这种八八阴阳棋（其子和国际象棋并不一致）怎样流转到西方并演变成现代的棋制的问题，不然无以服人。

    清初人徐兰１６８８年到蒙古，发现了一种“蒙古象棋”，他的《塞上集唐六歌·蒙古棋》小序说：局纵横九线，六十四卦。棋各十六枚：八卒、二车、二马、二象、一炮、一将，别朱墨。将居中之右，炮居中之左，车、马、象左右列，卒横于前。……其棋形而不字，将刻塔，崇象教也；象刻骆驼或熊，迤北无象也。……马横行六卦，驼横行九卦，以驼疾于马也；满局可行，无河为界。卒直行一卦至底，斜角食敌之在前者，去而复返，用同于车，嘉有功也。众棋还击一塔，无路可出，始为败北。

    这种在蒙古流传的象棋，既与唐代的阴阳八八棋类似，又与国际象棋相近。首先，三者的棋盘都是阴阳６４卦局，而以唐代的最早，是另二者的源头。而印度的四角棋，局中既无阴阳格，又是四人弈棋，不能作为国际象棋之源。其二，蒙古象棋的炮、将是中国棋戏的主要特征，其源于中国毫无疑问。车、马、象的棋子在唐代象戏中也早已有之，且这些子的着法（如马行六卦即走“日”，驼横行九卦即走“田”，）和中国棋戏的着法也大致相同。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蒙古６４卦象棋的源头是中国北周至唐代以来的八八阴阳棋。它随着蒙古大军１２世纪的大规模西征，逐渐地传入东欧、中亚和西欧，１５～１６世纪时被欧洲人结合本地文化传统加以简单改造（仅去炮加皇后）以后，定型为现代的国际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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